一九八九年，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，我担任绝食团体和天安门指挥部的副总指挥。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声一响，我生平第一次，失去了平安。前一天还共享一盒便当的同学，许多躺下就不再起来；那是我第一次思考死亡。如果此刻生命结束，我将去哪里呢？很早我就知道人除了肉体，还有灵魂。我的灵魂会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！

裂变与漂泊

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发出通缉令，通缉王丹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。记得当时，我正躲在一位老友家中，从中央电视台听到自己被通缉，无助地望向朋友，他却有意避开我的眼光，我立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

在大雨滂沱中，我默然离开。分不清自己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；拿出记满电话的小册子，狠狠地将它撕碎、踩入泥底。此刻，侵袭我的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觉，因为，我已经失去和一切亲友站在一起的权利！我决心不和任何亲友连系，化名王老四，扮成农民，从此和过去的张伯笠彻底告别。两年之久，不曾叫过自己的姓名，那种痛，是很难描述的。我时常不平：为什么我们说了真话，要被通缉，而那些杀人的却高高地坐在掌权的位置上？这世界的真理是不是颠倒了？

恩典与我初次相遇几个月后，我来到中苏边境一座村庄。一个农民接待了我。在这个地方，我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！这农民是个基督徒老姐妹。起先我很希奇，中国农村怎么会有基督徒？我对基督教并不陌生，读过圣经，也和人辩论过。耶稣的献身精神，一直是我衷心钦佩的。耶稣基督受了多大冤枉──被自己所爱的人钉死！在十字架上，竟然还能祷告说：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」我知道自己绝对办不到，每回从被处决的恶梦惊醒，我总是怨恨地说声：「十八年后，咱又是好汉一条！」

活水泉源解我干渴

我从不知道人世间能有这样的情感。她对我非常好，她把家里的鸡杀掉，天天为我炖鸡汤，因为我的身体十分虚弱。不过，我却吃得很不平安，总是怀疑她有什么目的，在中国没人把罪犯当人看。我揣测她肯定有什么事求我，我很害怕欠人太多回报不了。一天，她说：

「老四啊，姐姐有事求你。」

当时我心情不是很好，心想：我还没平反，你就来求我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

「姐姐想让你给我读本书。」

读书？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咱不就是读书人吗！你说吧，读什么书？她从好几层被子里拿出一本书，那是手抄的约翰福音，还用布包着。原来这里的基督徒，每传一本圣经，各人可保有七天。这次是约翰福音，下次可能就是罗马书或哥林多前后书。姐姐不识字，先生和孩子也没耐心给她读，但这七天即使只能捧着圣经，她也绝不放弃机会。

起初，我只是用一种回报的心情开始读。喝了人鸡汤，自然得为人效力。但是，读完前两章之后，即使姐姐不在，我还继续读。从来没有这样地看圣经，我想我后来也没那样认真地读过圣经。那是一种饥渴，你渴了，给你水喝。正如耶稣所说：

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」

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：

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」

耶稣基督这段话，让我心灵非常震动。我想到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情景，当时甚至异想天开：要是我被枪决了，复活后走在北京街道上，共产党必垮无疑。

就这样，我不断地给她读圣经，神的话就进入我心里。神的恩典实在很奇妙，如果让牧师给我讲道，我觉得牧师没我知识高；如果让大学教授给我讲，我也不见得会信。而神却使用一个最卑微、不识字、没有文化的人，不是给我讲，而是让我给她读。读的是神的「原话」，而不是通过哪个传道人的口再讲出来。感谢主，的话就是这样有力量。

一九八九年圣诞节，我决定逃往苏联。临走前，姐姐为我祷告。祷告完，她说：

「老四，姐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论你遇见什么困难，你向我们的神祷告，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她给我下面条，我一边吃，她一边流泪。这一别，不知是死是活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

我选了圣诞夜，冒险偷渡国境，因为那天是「平安夜」。

黑龙江面非常辽阔，间有几座荒岛。渡江是最恐怖的一段，当时气温约零下三十九度至零下四十度，吐口痰就结冰。然而，因为紧张和疲劳，我却全身流汗。我走走停停，躲避解放军和苏联了望塔的探照灯搜索。当我爬到苏联的时候，约早晨九点多。我深感自由的可贵，没有失去自由的人，不知道自由有多宝贵。在这里，通辑令对我失效了！

就在这时，突然刮起了大风雪，我完全找不到路。到了晚上，我突然聪明起来，心想：何不回去呢，不然会冻死在这里；下次找对地方，我再过来。谁知大雪纷飞下，根本找不到来时路了。我再也走不动，心里明白大概再三四个小时，一定会冻死。极度恐慌之时，我竟看见一个大草堆，赶紧躲进去取暖。但是，身体一停止运动，汗水和衣服立刻冻成冰；还有成群的野狼，在附近出没。第一次，死亡那样真实地临到。我就要冻死在西伯利亚的荒原里，这是多么悲哀。那一刻，我绝望。

突然，我想起姐姐告诉我的话：「老四，你要祷告，耶稣是垂听祷告的主。」这时的我，什么方法、什么聪明都使不上了，我只能祷告，但是我没有信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，我说：「主啊！」这样一出口，就哭了，就说不下去。刹时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出来，体会自己还有呼求的对象，人生有时候会走到你连一根可抓住的稻草都没有。然而，我有一位主，能显神迹，能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，能让瞎子看见，能让海的风浪平静下来，难道不能平息这大风雪？我一开口呼求神，信心立刻从零到了百分之百。我说：

「主，我知道我死不了。既然你没让我死在天安门，就求你别让我死在这儿。我求你保守所有天安门逃难的朋友，别陷入我这样的绝境。然而，我现在心里很平安，因为我找到了你。我找到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藉着你，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我知道就是死了，我会去你那里，尽管这个真理我发现的晚。」死亡的恐惧促使我拼命祈求：「主啊，你救我，如果你救我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做为活祭。」

讲完这话，心里大有平安，我听到神对我说：「你死不了，我要你成为多人的祝福。」这之后，我就昏睡过去。

二十几小时后，我被苏联农民从草里挖出来，我全身都冻硬了。他们立刻用热咖啡灌我，记得恢复意识后，我对主说：「主，我感谢你。」望着那大概有一百米宽，两米高，二十米宽的草堆，我知道是主救了我。他们只要挖偏一点，或挖另一个角落，就不会挖到我。我就这样信了主。这是神的恩典，是将我寻回。

苏联的KGB

我被送到KGB牢房。一进兵营，两个士兵就用刺刀把我衣服剥开，然后将我放进盛满雪的浴缸，拼命用雪搓我。后来又用镊子掐我，我后来才明白他们天天这样对付我，是在医治我的冻伤，不然我的腿可能废了。

为了中苏友好关系，他们决定送我回中国。翻译的士兵是个好人，教我给戈巴契夫写信求救。于是，我提笔写信给苏联总统，写到一半，心里受责备：我为什么求人不求神呢？神既救了我一次，必会救我第二次。于是，将信撕了。

一九九○年一月份，有一天牢房突然打开，几名士兵进来，把我眼睛蒙上，架上卡车。约莫六小时车程，我们来到原来躲藏的那个草堆。四五十名士兵手持冲锋枪散开，一位上校拿着红外线望眼镜要我看，那时大约下午五点多钟，天都暗了。他要我记住：东边有个解放军团，离我约八里路；西边是解放军中队，离我有五里路；只要朝着中间走，就不会走进军营去。

接着他对我说，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因为苏联不想得罪中国，也不想得罪关心民运人士的西方国家，因此决定让我自己走，自生自灭。他说：你既信神，就求他保守你吧。

感谢主，真是垂听我的祷告。还记得我向那上校说：「我跟你打赌，两年之内中国政府抓不到我。」他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他两点理由：「第一，上帝和我同在。第二，中国老百姓掩护我。」

现代鲁宾逊

走了两天两夜，才找到一户人家、喝了第一口水。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，我躲到深山里住。最长有三个月之久，不见一个人，因为大风雪把路都封死了。在山里两年，最难捱的就是孤独。没有人和你说话，没有人听你讲话，那滋味真难受。记得我向神祷告：求主别让我失去说话的能力。我真是害怕，自己会得失语症。因此，每次向神祷告，我就出声音；此外，也大声唱诗歌，森林就是我的听众。

然而，这却也是我和神最亲近的日子。当一个人这样孤单的时候，他才会紧紧抓住耶和华，仰望耶和华。而神也每每藉着所创造的大自然，向我显明自己。在这样孤单的时刻，我时常有蒙恩的感觉，我深信这一段日子对我大有助益。有时我会打些鱼和野兽，冒险拿到镇上卖。换了钱，就买日常必需的盐巴和火柴，多余的钱存起来，准备寄给我的妻子。有一天，我买了两根油条。在大陆油条都是用报纸包的，我在一张「中国法制日报」离婚广告栏里，竟看到一则和我相关的消息：

「张伯笠，你的妻子李雁提出离婚诉讼，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，否则缺席宣判，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」

我非常难过，顿时丧失了再往下走的力气。妻子和女儿是逃亡中极大的精神支柱，不论多少艰难，我都忍下来、活下来了，因为我有个盼望，不能让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失去丈夫，不能让只有十五个月大的女儿，长大没有爸爸。

回想在天安门的血泊中，妻子信誓旦旦，说绝对会等我回来。谁料在我忍受这么多苦难之后，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通告，用报纸对我进行离婚通缉令。我的妻子怎能这样绝情呢？我心里生出一股怨恨。

破碎与交托我连祷告的力量都丧失了。我对主说：「主啊，这就是你对我的破碎么？你连一点我自己的东西都不留给我吗？」但对主我不敢怨，我对有敬畏之心，我求指教我。

回到山上，望着满天星斗，我不知道此刻妻子在哪颗星星底下，她在想什么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我年迈的父母禁得起这样的打击吗？在祷告中，神给了我引导：爱是需要饶恕的，爱是不计较人的恶。主说如果你爱她，你就该知道怎么做。于是，我给妻子写了封信，我感谢她过去所带给我的一切幸福，让我有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名份。也感谢她两年来对孩子的照顾。而我只有一样祈求，请她把孩子带大，孩子已经不能和父亲一起，她不能再和母亲分开。

然而，最残酷的是，当我决定逃离中国，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妻子为了再嫁，把孩子送人了。我为我的孩子哭泣，哭她有这样忍心离她而去的父亲和母亲，她是多么可怜。流着泪，我将女儿交在主的手中。人世间的父母何等不可靠，只有主最可靠，耶稣基督所赐的才是真正的平安，我求神保守女儿平安长大。逃出中国用了两个月时间，我偷渡到香港。之后，我到了美国。从王老四又变成张伯笠，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第一个星期，我到美国国会作证；布希总统称赞我是世上最勇敢的人；然后又到联合国大会发言。不论在美国还是法国，成天有记者采访我。我整个人都飘了起来，发现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。

那一年八月份，我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，晕倒在会场。回到美国，住进普林斯顿医院，经过一星期的诊察，医生宣判我得了末期肝癌。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面对死亡。

起先，我还和神辩解。主，你岂不知道读普林斯顿大学，是我从小的梦想吗？主，你得让我安顿下来，我才好服事你啊？我和主不断摔跤，最后，我屈服了。我知道神在意的就是我服事，履行我对的诺言。然而，我也知道多少基督徒生病，死了，神并不医治一切疾病。这时我赶紧给教会打电话，请牧师来为我施洗。教会弟兄姐妹就在病床前带我作了决志祷告。

那天，我给妈妈打了电话。这是两年来，第一次和妈妈讲话。我和妈妈说，我信了主，请求她一定要信主，将来才能见面。妈妈听不懂，因为她不知道我病了，快死。我一急，就哭了。妈妈连忙叫我别哭，说她一定会信，会看我寄给她的圣经。四年后的一天夜里，妈妈打来电话，她说：「伯笠，我信主了……」那天我在森林里走，不断地流泪，我作了这样的祷告：「天父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我多么感谢你。让我向妈妈传福音，领她归主。求主保守我的家人每天和你亲近，带领还没有信的家人，让他们都能打开自己的心，归向你。」一九九五年，母亲信主受洗。如今，我的女儿也信了主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。

出死入生重新出发

一九九二年三月，我来台湾医病。在退辅会许历农将军协助下，我住进荣总。医生为我预备「六四」病房，给我最好的待遇。第七天，医生、主任和院长全来到病房，对我进行宣判：要我别害怕，也别欣喜。他们说我根本不是肝癌，是肾脏病。我欣喜若狂，我知道：神应允了我的祷告。是神医治了我。那天，我向神兑现我在雪地的承诺：我若活过今天，我要全部为主所用。但是，我求神给我两年时间，为民运效力，否则我无法对得起六四死难的朋友。神真的照我所求为我成全。

在荣总两个月后，我出院了。两年后，我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工作和中国之春主编的职务，正式奉献自己给神。我一边读神学，一边向大陆来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传福音。

我时常想念救我的姐姐，有一天再见面，我要和她分享这一切奇异恩典。告诉她神怎样使用她，不只带领我成为基督徒，更成了传道人。像保罗劝勉提摩太，我也当「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作传道的工夫，尽我的职分。」到我离世的时候，但愿我也能如保罗说道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；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；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」(提后四7)